基于身体观就医学对晚清、五四文学影响的考察(4)

清末民初作家中很多人“医文同飞”，“小说界革命”实际上是改良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折光，梁启超等人对小说作用的过分强调和夸大，其实质是改良主义者为实现救国醒民这一迫切愿望而采取的文化策略。《新中国未来记》(1902)中“黄克强”“李去病”试图用西洋的科学政体去救中国社会之病；《老残游记》(1903)的主人公——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铁英)，通过所见所闻揭露清政府的腐朽黑暗、官吏的残暴昏庸、百姓的贫困交迫，目的就在于“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处下手，摇串铃先醒其睡”；随着“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1904)的畅销，作者的笔名“东亚病夫”作为政治词语进入公众舆论圈，疾病隐喻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角落。

启蒙思想家文学救国的思想，极大影响了五四作家，并一脉相承至现代作家，尤其是许多五四作家通过留学亲身感受到国民国家这一政体和国民意识之间的密切关系，“自发地适应该发现所内含的期待(或者命令)”而进行创作。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号召就是知识分子对该“相辅性”深刻认识的结果；鲁迅、郭沫若等人的弃医从文，就是对“该发现所内含的期待(或者命令)”的最佳呼应。如鲁迅的人生之路有两次重大转换：一是决意学医。其最初动机就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鲁迅，1981a：304)，“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希望借此“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二是弃医从文，完成了从救治肉体到救治国民灵魂的转变。其直接原因便是偶然的“幻灯片”事件：“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鲁迅，1981b：417)。他们的弃医从文实际上是从“救人”到“救国”的转变，体现了当时社会背景下文艺救国、文艺救人的倾向，是功利化的社会民族宏愿的显现。因此，虽然对象发生了改变，但他们拯救和振奋国民精神这一目标并未改变。

总体而言，“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中，‘五四’时代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家的社会角色等等的界定，自然很方便地从医学界获得生动形象的借喻”(黄子平，2001：156)，从而形成知识分子程度不等地以“医生”的眼光审视人生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他们多以西方的“科学”“文明”为工具，以治病救人的医生自诩，借助治病看病故事情节，积极主动地担当起为社会诊断病象、探究病源、疗治病患的职责，宣传医国救国的思想。五四新文学实践中，有关社会人生病症的揭示屡见不鲜，例如鲁迅小说材料“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1981c：512)。在情节模式上倾向于讲述生病、治病、死亡或生还的故事，如《狂人日记》《明天》等,在该意义上《药》的隐喻意义尤为典型。小说中，革命者夏瑜寻求的是救治病入膏肓的中国的“药”，而华老栓寻找的是为患肺结核的儿子华小栓(患病的中国或者中国国民)救命的“药”(人血馒头)，其结果却是启蒙者的鲜血被愚昧的启蒙对象当作救命灵药而吃掉，二者双亡。在这里，鲁迅不可避免地受到父亲为庸医所误这一痛苦经历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鲁迅借“华”“夏”两家的悲剧寓意华夏民族的悲剧，揭示了革命的启蒙与大众的愚昧之间的尖锐对立，希望人们积极探索社会革命的成功之路。这种文学现象不仅深深影响了一代中国人，而且深深影响了当代文学。今天，疾病叙事文学仍是中国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可以说，从晚清试图通过改良文学从而实现改造身体和“新民”，发展到五四时期通过文学革命灌注灵魂从而完成对“国民劣根性”的改造，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强国的一种必然的政治选择。孙中山先生从“医人”发展到“医国”的转变也极大佐证了该观点。

五、结语

由于达尔文社会进化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身体观的影响，晚清以降，面对内忧外患和亡国危机，广大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基于身体理论观照中国社会和政治，探索启蒙和救亡之路。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西方的“病夫”说，促醒国人进行民族主义式的社会变革。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启蒙知识分子将个体的身体打上国家危机的印记，并逐渐将之组织进民族国家的话语，使之成为建构民族国家的工具，治病这一个体行为转化为群体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开启了疾病治疗叙事模式，文学成为强有力的启蒙工具；借助留学经验感受到文学与国民国家表象之间“相辅性”关系的五四作家，自发适应建设国民国家的社会需求，或弃医从文，或借助医学所提供的想象资源，对现实和国家进行以医生为意象的转喻性描写和叙事，并赋予其社会性的讽喻与象征性的美学功能，实现了从“救治肉体”到“救治精神”的转变。中西医与晚清以及近现代文学的复杂关系，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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